欧洲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其政治经济结构深受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影响。这片大陆的历史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充满阶级对抗的进程。19世纪工业革命奠定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基础，引发了从英国工厂到德国矿区的劳工运动。巴黎公社短暂确立了工人政权，但很快被镇压。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以经济援助为名强化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而东欧则在苏联影响下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

然而，1989-1991年的政治剧变导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私有化浪潮席卷而来，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寡头财富，数百万工人陷入失业和贫困。欧盟的成立表面上促进了整合，但实质上强化了德国和法国资本的支配地位，通过债务机制控制外围国家，如希腊和葡萄牙，导致持续的紧缩政策和福利削减。今天，欧洲的经济不平等加剧，吉尼系数在许多国家超过0.35，反映出财富向顶层集中的趋势，通胀和能源危机进一步暴露体系脆弱性。

当前，欧洲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本土寡头的联合控制之下。跨国资本、金融集团和军工利益集团主导决策，从欧盟的财政规则到北约的军事扩张，都服务于利润最大化，对工人和农民进行系统剥削。在乌克兰冲突中，欧洲国家充当美国战略的延伸，增加军费开支并牺牲民生预算，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和通胀压力。德国和法国的领导层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公共服务；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政权则以民族主义名义限制工会活动，任由外资剥削廉价劳动力。

欧盟暴露了深刻的结构性无能。它无法有效应对债务危机和不平等：希腊在2010年代的救助计划不过是德国银行的保护伞，导致公共服务崩塌和失业率飙升至25%以上。欧盟的财政规则强迫成员国实施紧缩，削弱福利体系，却未阻止财富向顶层集中。移民政策同样无力：欧盟边境管控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地中海难民危机造成数万死亡，而内部劳动力流动仅服务于资本需求，导致东欧国家人口流失。欧洲正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为此付出显著代价的是东欧和南欧的劳动人民，而欧盟则正是维持这一矛盾转嫁模式的“联盟”。大量东欧、南欧和中东移民被送往西欧工厂和农场，如波兰女性家政工流向德国和荷兰，遭受工资克扣、歧视和虐待。

（希腊左翼集会）

欧洲左翼在思想和物质上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他们继续存在的理由似乎只是充当历史干尸的守墓人。而真正左翼力量所应当做的就是抛弃所谓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发源地的真正遗产恰恰不在于其欧洲性，而在于其国际性。

ARISE 与欧洲的进步力量保持合作。这些力量在与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斗争中拥有丰富的经验。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这些进步力量成为了反对主流、为普通民众争取权益的重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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