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政治卡特尔：资本主义巩固下民主抵抗的侵蚀

图一：普拉博沃·苏比延多·佐约哈迪库苏莫印度尼西亚政治人物、退役将军，现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曾任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部长、曾是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

资本主义巩固的历史根源

1998年苏哈托独裁统治结束后的印尼转型，最初被框定为迈向民主化的进程。然而，历届政府——从巴查鲁丁·尤素夫·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1999年的《政党法》开始——实施的改革更多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精英内部重新分配权力，而非瓦解其统治。2004年向直选总统制的转变，尽管被宣传为民主进步，实际上却巩固了一个由精英联盟而非人民意志决定选举结果的体系。

政治联盟的形成，通常被描述为务实，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精英之间权力分享的机制。这些联盟演变为卡特尔，优先考虑地主、工业家和外国资本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忽视印尼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需要。例如，1999年的选举中，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里（Megawati Sukarnoputri）领导的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被苏哈托时期执政党Golkar领导的联盟阻挠，表明精英操控如何将人民运动边缘化。

政治卡特尔的运作机制

印尼的政治卡特尔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同时边缘化反对派。通过促进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这些卡特尔预先决定了选举结果，使选举成为形式，而非真正的竞争。这一过程在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简称SBY）和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简称佐科威）等总统的广泛联盟中显而易见，他们的内阁——如SBY的“联合印尼内阁”和佐科威的“前进印尼内阁”——代表了压倒性的议会多数，扼杀了异议。

2024年的选举是这一趋势的例证。普拉博沃的“红白内阁”控制了580个议会席位中的348个，甚至名义上的反对党如PDI-P、民族民主党（NasDem）和繁荣正义党（PKS）也表示支持政府举措。这种近乎一致的结盟反映了政治的卡特尔化，竞争被精英间的共谋所取代。昔日对手的吸纳，如2019年佐科威任命普拉博沃为国防部长，凸显了个人和阶级利益凌驾于意识形态差异之上。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些卡特尔通过确保有利于外国投资、资源开采和劳动剥削的政策连续性，稳定了资本积累。没有强大的反对派，国家得以不受阻力地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加深了印尼与全球帝国主义网络的融合。

帝国主义的作用

印尼的政治卡特尔无法脱离全球帝国主义动态来理解。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位置使其长期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等西方资本的目标。1998年后的改革虽然被框定为民主，但深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这些机构推动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政策使本地精英致富，同时加深了印尼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普拉博沃的总统任期，在佐科威的战略支持下，表明了这种帝国主义结盟的延续。他的联盟几乎囊括所有主要政党，确保了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政策——如矿业特许权和劳动法规放松——几乎没有阻力。PDI-P等历史上依赖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支持的反对党的边缘化，进一步削弱了反帝国主义力量。

工人阶级抵抗的侵蚀

印尼政治的卡特尔化系统性地破坏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潜力。通过同质化政治纲领，卡特尔消除了替代性愿景的空间，如土地改革或关键产业国有化。反对党被吸纳进执政联盟，削弱了其代表底层利益的能力，使工人和农民失去了政治代表。

历史上，印尼的劳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从1965-66年的共产主义者大屠杀到苏哈托时期对罢工的压制。1998年后的时代虽然允许有限的政治自由，但并未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实质性成果。相反，精英驱动的选举政治分散了基层组织的注意力。2024年缺乏强大反对派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动态，即使进步声音也被吸纳进资本主义框架。

结论

印尼政治卡特尔的崛起，以2024年普拉博沃的总统任期为顶点，代表了资本主义阶级利益对民主愿望的胜利。通过消除有意义的反对派，这些卡特尔延续了根植于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削体系。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这种“无反对派民主”并非民主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巩固的蓄意结果。

未来的道路在于重建工人阶级的抵抗。这需要摒弃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选举改革幻想，围绕工人、农民和土著社区的需求进行组织。只有通过持续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印尼人民才能重夺政治主动权，挑战卡特尔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