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曾是荷兰殖民地,1945年独立后,印尼共产党迅速发展,一度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1965年,军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屠杀左翼力量,造成至少50万死者,反抗力量几乎被彻底摧毁。
今天的印尼仍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控制,印尼的军方、寡头资本和大地主联合起来,为了利润对工农大众敲骨吸髓。
农民的土地被工矿业资本家强行剥夺用。2015至2024年间,土地冲突影响180万户家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被迫流入城市,成为贫民。
印尼工人阶级深陷水火:大规模裁员、薪资拖欠、就业不稳定成为常态,微薄工资难以维生。政府与资本家联手打压工会组织,剥夺工人的结社与言论自由,使抗争陷入窒息状态。
同时,印尼统治者没有真正实现过经济的发展,国内缺乏就业,政府大量派出移民工人,尤其是女性家政工人,被送往沙特等地。那里的石油资产阶级将外劳视为奴隶,印尼外劳时常遭遇工资克扣、侮辱殴打和性侵犯。
人民仍在反抗。青年学生、农村居民、工人都在行动,反对剥削和不公。社会主义思想正在重新传播,领导人民走向解放的组织逐步恢复。
印尼人民的出路不在统治者的承诺,而在于组织起来,自下而上争取真正的解放。


(雅加达议会门前抗议印尼国民军法修订)
苏门答腊南部乡村改造
当你站在苏门答腊岛西部的高地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种近乎虚幻的壮丽。这里常年被厚重的云海所笼罩,晨光熹微时,雄伟的火山锥体如同孤岛般悬浮于白茫茫的波涛之上。
然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数万农户而言,这种极致的自然美景往往意味着生存的残酷。这片云海不仅是景观,更是阻隔。陡峭的地势、破碎的地形以及多变的高山气候,构成了这里与外界现代化发展之间天然的屏障。每一次云雾的升起,都象征着这里与山下平原城市在物理空间和发展时间上的断裂。这里是被遗忘的边缘地带,虽然地处苏门答腊的“南大门”,却在地理上成为了一座座实质上的“孤岛”。
我们可以看到地表覆盖着连绵不绝的深绿色植被。这并非原始的热带雨林,而是数代人开垦出的经济作物林。这片绿色的实质是高密度的罗布斯塔咖啡(Robusta Coffee)种植园。咖啡不仅是这里的特产,更是这里近乎唯一的经济命脉。这片土地的社会结构深刻地镶嵌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之中。与爪哇岛那种紧密相连、充满烟火气的村落结构截然不同,楠旁山区的居住模式呈现出极度的原子化特征。
一栋白顶的小屋孤独地伫立在数公顷的咖啡林中央,周围没有任何邻居,只有漫山遍野的作物。这种“田间居住”模式虽然方便了农作看护,却极大地增加了公共服务投递的成本。
互助的缺失: 物理上的距离使得邻里间的即时互助变得困难。
服务的真空: 自来水管网、电力线路和互联网光缆难以延伸到这些零星散布在深山皱褶里的每一个家庭。
在这里,每一户人家都像是一艘在绿色海洋中独自漂泊的孤舟,他们在丰收时独自喜悦,在困境中独自承担。这种地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隔绝,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贫困与发展困境的起点。
基础设施困境——现代化的缺席与民间韧性
泥泞的阻隔:消失的公路与“昂贵”的最后十公里
对于外界而言,道路是连接的象征;但在这里,道路往往意味着阻隔。当你深入这些咖啡种植的核心地带,平整的沥青路面会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原始的红土路(Tanah Merah)。这不是那种偶尔可见的乡间小道,而是贯穿这些社区的主要交通形态。这种未经硬化的路面,让这里的季节更替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挑战:
旱季的尘暴与雨季的沼泽:在干燥的日子里,摩托车驶过会扬起漫天的红尘,令人呼吸困难;然而更致命的是苏门答腊漫长的雨季(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一旦雨水浸泡,这些红土路就会迅速软化,变成粘稠深陷的泥沼。哪怕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也常常寸步难行,整个村落瞬间沦为物理意义上的孤岛。
物流的梦魇与“Ojek Palang”:由于普通货车无法通行,所有的生产物资(化肥、工具)进山和农产品(咖啡豆)出山,都只能依赖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经过改装、轮胎缠着防滑链的摩托车(当地称为 Ojek Palang)。这种原始且高风险的运输方式极大地推高了物流成本,农民辛苦种植咖啡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被这条艰难的下山路吞噬了。
能源孤岛:屋顶上的微光与产业的停滞
在层峦叠嶂的深处,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国家电网(PLN)电线杆往往消失在视线尽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暗完全统治了这里,你常常能在那些简陋的竹屋顶上看到反光的黑色方块——微型光伏太阳能板。这一景象极具讽刺意味:在这里,最前沿的“绿色能源”技术并非出于环保的自觉选择,而是由于电力基础设施缺位下的无奈自救。
“生存级”电力:这些小型太阳能板产生的电量极其微薄,通常仅足以在夜间点亮一两盏LED灯泡,或者勉强维持手机的通讯电量。一旦遇到连续阴雨天,夜晚便重归黑暗。
生产力的桎梏:能源的匮乏直接锁死了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因为没有稳定的高压电,农户无法使用电动脱壳机、烘干机或冷藏设备。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产地对咖啡豆进行深加工以增加附加值,只能出售廉价的初级原材料;这也意味着生鲜食品和药品难以长期保存,直接影响了家庭的营养摄入和健康保障。
脆弱的庇护所:临时性居住与健康隐忧
这里的居住形态深刻地反映了经济条件的拮据与环境的严酷。散落在种植园深处的居所,大多并非永久性的砖混建筑,而是就地取材,利用竹编墙体、简易木板和茅草或铁皮屋顶搭建而成。这些房屋虽然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融入自然的质朴,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充满挑战:
抵御自然能力的缺失:山区昼夜温差大,且多强风暴雨。简陋的竹编墙壁难以有效抵御夜间刺骨的湿冷,漏风漏雨是常态。
卫生系统的缺位:由于居住极度分散,这里完全缺乏统一的排污和供水系统。房屋往往直接建在泥土地上,周围植被茂密,加上缺乏排水设施导致的积水,极易滋生蚊虫。在缺乏有效卫生防护的情况下,疟疾、登革热等热带传染病的风险始终笼罩着这些家庭。
这种居住环境不仅是贫困的结果,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之一——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的健康问题,往往会轻易拖垮一个家庭本就不充裕的经济积累。
人力资本危机——代际贫困的循环
艰难的求学路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匮乏锁住了现在的经济发展,那么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缺失则正在锁死这片土地的未来。在这里,受教育不是一项唾手可得的权利,而是一场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上学意味着每天要徒步数公里,穿越没有硬化的山路。在雨季,泥泞的道路和上涨的河水往往迫使他们辍学在家。尽管有校舍存在,但合格的公立教师极度匮乏。许多被分配到山区的公务员教师因生活条件艰苦而“缺勤”,课堂往往由缺乏正规培训的志愿教师勉强维持。绝大多数青年的受教育生涯在初中或高中便戛然而止。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和高等教育机会,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重复父辈的命运继续在山上务农,或者流向雅加达成为没有任何议价能力的低端体力劳动力。
公共卫生的缺位
在没有救护车能抵达的山区,生病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将急重症患者用摩托车运往最近的社区康复中心(Puskesmas)可能需要数小时的颠簸,这往往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由于膳食结构单一(长期依赖米饭和方便面,缺乏蛋白质)以及清洁饮用水的缺乏,儿童发育迟缓率居高不下。这不仅影响了孩子的身高,更不可逆地损害了智力发育,为未来的人口素质埋下隐患。
农业与生计——在全球化供应链的底层
市场机制的结构性剥削
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区,农业不仅是生计,更是命运的枷锁。尽管楠旁省是世界著名的罗布斯塔咖啡产区之一,但全球咖啡市场的繁荣几乎从未真正惠及这些深山里的种植者。对于这里的农户而言,咖啡豆的收成是一场与天气的赌博,而定价权则是一场必输的游戏。
中间商的绝对掌控:由于交通闭塞和信息不对称,农民无法将咖啡豆直接运往山下的加工厂或出口商。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卖给能够驾驶改装卡车或摩托车进山的收购商(Tengkulak)。这些中间商构成了某种“垄断网络”,随意压低收购价格,农民为了换取急需的现金购买大米和生活必需品,往往别无选择。
价值链的底层:一杯在雅加达星巴克售价5万印尼盾的咖啡,其源头的种植者可能连500盾的利润都拿不到。所有的种植风险——病虫害、干旱、暴雨——全由农民独自承担,而大部分利润被层层流通环节截留。
在这片生态敏感区域,生存权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张力。许多村落位于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由于历史原因和人口增长,耕地需求与森林保护区边界发生冲突。农民们常年生活在“被驱逐”的法律阴影下,这种产权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们不敢在土地上进行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如修建更好的灌溉系统)。
社会韧性与呼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尽管面临重重结构性困境,楠旁山区的居民并非被动的受害者。他们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这种力量值得被民主进步人士所看见并转化为政策动力。在国家力量缺席的角落,传统的互助精神成为了生存的基石。每逢雨季道路被冲毁,村民们会自发组织起来,用锄头和石块填补泥坑,确保摩托车能勉强通行。一些村落开始尝试建立小型的农民合作社,试图绕过中间商集体销售咖啡,虽然力量尚小,但这代表了打破垄断的觉醒。
变革路径:国际主义团结与农民自组织
面对官僚体系的低效与资本的剥削,我们不能仅仅等待自上而下的施舍。真正的改变必须源于土地,源于农民自身的觉醒与组织,并辅以国际进步力量的团结支持。
基建自主:社区主导与技术支援
分布式微电网(Micro-grid):不再依赖单户微弱的太阳能板,而是由国际团结基金提供初始硬件,社区出工出力,建立村级光伏电站。通过集中发电、统一储能,为村落提供能带动农机运转的稳定“动力电”,实现能源自给。
道路的共建共护:引入国际志愿者的技术指导,结合当地的互助传统(Gotong Royong),使用低成本、易维护的材料硬化关键路段。让修路不再是等待政府拨款,而是社区自主掌握的工程。
农业突围:建立农民合作社
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合作社为单位,共同出资购置脱壳机、烘干机和运输车辆。这些设备归农户集体所有,从而将咖啡加工的增值利润留在村内,而非被加工厂剥削。
集体谈判与直销:将分散的农户组织成紧密的集体,统一标准、统一销售。对接国际公平贸易网络和城市里的进步消费社群,绕过层层盘剥的中间商,夺回定价的话语权。
人民教育:为生活而教
扎根乡土的技能培训:教育不应只是为了让孩子离开大山。建立社区学习中心,教授光伏维护技术、现代农业管理、合作社运营会计等实用技能。
意识觉醒:在扫盲和基础教育中融入社会权利与组织协作的内容,培养一代懂技术、善团结、有觉悟的新型农民,成为社区变革的内生动力。
楠旁省的山区不应被视为现代化的包袱,亦不应仅仅是雅加达咖啡馆里的原材料供应地。这里生活着同样渴望尊严、渴望发展的人民。他们的困境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正是民主与社会正义最具体的体现。
印尼组织介绍
ARISE 在印尼进步组织维持合作。这些组织长期介入教育、土地、劳工、学生与法律领域的斗争,覆盖多个省份。它们处于高度政治压力下,成员面临监控、逮捕与报复。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对其名称与情况进行匿名处理。ARISE 不公开合作细节,我们的收入将用于为其提供支持。
ARISE


一个于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峻时期诞生的全新进步妇女组织,由一群进步女性青年、女大学生、女社会活动家与广大受压迫阶层的贫农妇女、种植园女工、工厂女工共同发起,旨在将妇女解放置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核心位置。
它是一个独立群众性妇女组织,组织农村、工厂与城市各阶层妇女,反对土地掠夺、种植园剥削、性别工资差距与移民劳工歧视,坚持妇女解放必须伴随真正土地改革、粮食主权、国家工业化与生态正义同步推进,常年开展抗争、教育、互助与国际声援,是印尼最坚定的进步妇女力量之一。
印度尼西亚妇女联盟(Aliansi Perempuan Indonesia)
土地改革联盟以协作网络形式活跃于全国12省,聚焦农地征收、水源控制和农村社区贫困问题。
2023年在西爪哇推动“无契作农集体登记运动”,协助500户家庭申请土地正名,并推动部分村落构建试点合作社。同期,在东加里曼丹帮助本地原住民对抗非法采矿,引发持续守地行动。
它是一个全国性、民主型的基层组织,由农民、渔民、少数民族和城市贫民共同组成,长期为无地与少地农户争取土地再分配权利,反对大资本与 plantation 对乡村的掠夺与驱逐。组织坚持真正的土地改革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伴随粮食主权、生态正义与国家工业化同步推进,常年在全国组织抗争、集会、教育与互助行动,并在亚洲区域农民运动中保持活跃,是印尼最坚定的土地与食物主权捍卫者之一。
农民联盟
学生行动网络成立于2003年,长期活跃于印尼多个大学城,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议题。
2024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教室到田野”倡导行动,将大学生与基层工人农民联动,通过讲座、地推和社区课堂,批评教育私有化和资源不均,引发上千人参与。
学生行动网络
工人联合会是一组灵活运作的区域化网络,主要活跃于印尼制造业密集区。它通过“工人学习圈”培养组织者,建立快速互援机制。
2024年协助代工厂工人抵制夜间清场,2025年在茂物发动“慢行堵路”行动,迫使雇主作出让步。
印尼工人总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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