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农民抗争:对抗帝国主义与资本掠夺的土地斗争

在印尼,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土地掠夺正威胁着数百万农民的生存。面对跨国公司、国内寡头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压迫,印尼农民在阿里安斯·格拉坎·改革·阿格拉里亚(AGRA)的组织下,展开了争取土地和生计的斗争。从洛雷林杜国家公园到曼达利卡特别经济区,农民们以实际行动对抗系统性剥夺,揭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殖民式开发背后的阶级压迫本质。

DISPATCHINDONESIA

Zolaa

6/25/20251 min read

土地掠夺的资本逻辑

印尼,拥有2.8亿人口的群岛国家,是全球农业和资源出口的重要节点。稻米、棕榈油、橡胶等作物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使印尼成为跨国资本觊觎的对象。然而,占人口65%的农民却深陷贫困,土地被系统性掠夺,转化为种植园、矿场、旅游设施等资本项目。这种现象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帝国主义与国内买办资本合作的产物。

在全球资本的驱动下,印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例如,综合法允许私营公司将土地使用权延长至90至125年,并辅以税收优惠,吸引外国资本进入。AGRA报告显示,印尼1.789亿公顷土地已落入私人控制,其中跨国公司通过170次大规模土地收购,控制了超过340万公顷。这种集中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将其推向雇佣劳动或流离失所的境地。

土地掠夺的背后是资本积累的逻辑。跨国公司与国内寡头通过国家战略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庄园和矿业)榨取剩余价值,而农民的劳动力和土地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政府的所谓“土地改革”不过是幌子。例如,佐科威政府(2014-2024年)承诺分配450万公顷土地,但实际操作中,社会林业计划限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仅允许30年无继承权的耕种,而Pis Agro计划通过世界银行的资金控制农民的作物产出,使其沦为资本的附庸。

洛雷林杜:资本与国家暴力的结合

中苏拉威西的洛雷林杜国家公园是资本与国家暴力结合的典型案例。这一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由土著和定居社区可持续管理。然而,2014年,林业部以“环境保护”为名,扩大国家公园范围,侵占了4000公顷习惯地。2017年起,德国政府银行(KfW)通过REDD+计划注资1485万欧元,将环境保护包装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实质上剥夺了社区的土地使用权。

国家公园当局和林业警察以暴力、恐吓和刑事化手段阻止社区的经济活动。2023年12月,三名农民因试图从社区矿场取石被监禁,被控“非法侵入”和“非法采矿”。2012年至2016年,政府甚至以“反恐”为由在该地区部署军事行动,将抗议者污名为威胁,导致多人在2016年无地者日的抗议中受伤。

面对压迫,洛雷林杜的农民在AGRA的组织下展开斗争。他们通过大规模行动和运动,成功在2014年通过林业部法令收回了近40%的争议土地。这一胜利展现了农民集体行动的力量,但也暴露了国家与资本合谋对农民权利的系统性侵害。

2023 年 12 月,洛雷林杜(Lore Lindu)的农业社区举行了一场愤怒集会,抗议三名农民被无端逮捕。(图片来源:AGRA)

农民占印尼人口的大多数。(图片来源:AGRA)

曼达利卡:旅游资本的殖民式掠夺

龙目岛的曼达利卡特别经济区是资本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的缩影。政府以打造“新巴厘岛”为目标,开发了占地1250公顷的旅游综合体,核心是曼达利卡国际MotoGP赛道。该项目由印尼旅游发展公司(ITDC)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了2.48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自1960年代以来居住于此的萨萨克人被剥夺了土地和生计。项目开发过程中,安全部队大规模部署,强行驱逐社区。2022年和2023年的赛车季中,社区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居民需佩戴手环或贴纸才能进出,被警察和军队严密监控。2022年,三名萨萨克人因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被捕,被迫支付赎金并承诺不再抗议。2023年,两名农民因携带日常工作工具(砍刀)被拘留,至今未获合法程序。

AIIB和ITDC承诺的重新安置计划形同虚设。16个家庭仍滞留在临时定居点,45个家庭流离失所。新安置地点偏远,难以获取海洋和农田资源,居民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赔偿和就业承诺也未兑现:680美元的农作物损失赔偿未全额支付,承诺的月薪250万印尼盾(161美元)的长期工作变成低薪的临时工作,日薪低至8万印尼盾(5.18美元)。

曼达利卡项目不仅剥夺了萨萨克人的土地,还暴露了资本驱动的旅游开发对土著社区的殖民式压迫。联合国和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均指出了人权侵犯问题,但政府依然声称社区支持该项目,掩盖了真实的剥削与抗争。

2022 年拍摄的一张村民为了离开村庄而强行破坏围栏的照片。(图片来源:Mongabay.com

布奥尔:棕榈油产业的剥削链条

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的油棕种植园在2023年新增11.6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这些种植园由跨国公司和国内寡头控制,服务于全球资本的供应链。布奥尔县的PT Hardaya Inti Plantations(HIP)案例揭示了棕榈油产业的剥削本质。

HIP通过“等离子方案”控制了4578公顷社区土地,涉及七个合作社的数千农民家庭。2008年的协议承诺利润分成,但公司以“管理成本过高”为由,将合作社推入债务陷阱,并扣留合作合同和土地证书。农民们自2018年起未收到应得的利润分成,2023年发起超过六个月的罢工,阻止HIP收获果串。

公司不仅拒绝履行协议,还通过刑事化手段报复,17名农民和AGRA领导被控违法。8月31日,HIP在数百名警察和军队的保护下强行收获果实,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HIP作为Cipta Cakra Murdaya的子公司,为Wilmar、Unilever、Nestle等全球巨头供应棕榈油,凸显了全球资本对印尼农民的剥削链条。

AGRA-曼达利卡分会与支持其事业的学生和工会在大会后合影留念。(图片来源:AGRA)

塔卡拉尔与帝汶:历史性压迫的延续

在塔卡拉尔县,1978年,政府以“反共”为名,强迫11个村庄的居民交出6650公顷土地,租给PT Perkebunan Nusantara(PTPN)用于甘蔗种植。1996年,租约被延长25年,公司拒绝归还土地,引发农民抗议。2023年7月,农民在当地政府办公室示威,要求与公司对话,但承诺的听证会因总统访问被推迟。社区通过集体耕种和路障等方式持续抗争,但面临刑事化的威胁。

在帝汶南阿马努班区的Pubabu习惯林,Besipae土著社区的土地被转为牧场和林业项目。1982年至1987年的澳大利亚牧场项目结束后,政府通过国家森林恢复运动(GERHAN)种植商品作物,毁坏1050公顷习惯林,导致生态破坏和生计危机。省政府颁发的使用权证书否认了土著的土地权利,引发长期冲突和强制驱逐。

AGRA的斗争:组织与团结的力量

面对资本与国家的双重压迫,AGRA成为印尼农民抗争的核心力量。AGRA主张真正的土地改革,揭露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服务。他们认为,只有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发展自主的农业经济,农民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土地。

在洛雷林杜、曼达利卡、布奥尔、塔卡拉尔和帝汶等地,AGRA通过地方分会组织抗议、罢工和集体行动。2024年无地者日,AGRA与印尼国家学生阵线(FMN)联合讨论推动农民权利的策略。在曼达利卡,AGRA分会与曼达利卡周边社区团结联盟(ASLI Mandalika)合作,为社区提供了团结与教育的平台。

AGRA的Hasan Sandy Harry Shandy指出,印尼60%的人口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改革是解放农民的关键。面对国家暴力和资本剥削,农民从印尼后殖民历史中汲取灵感,持续对抗外国资本和国内寡头的土地垄断。AGRA正在总结经验,计划未来更大规模的抗争,强调在群岛国家中建立扎根社区的强大组织的重要性。

在“GRAMT”联盟的领导下,当地居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 PTPN 在塔卡拉地区扩大耕作权(HGU)。(图片来源:AGRA)

结论:土地斗争的全球意义

印尼农民的斗争不仅是地方性抗争,更是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合谋,将印尼的土地和资源变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农民的抗争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剥削本质。AGRA的组织工作为全球被压迫群体提供了启示:只有通过团结和集体行动,才能对抗资本的全球掠夺,争取土地和劳动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