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印尼工人选择了毒品
在资本主义的驱迫和帝国主义历史遗留的压迫下,印尼的快速经济转型催生了一种新的“速度经济”。在这种高压环境中,甲基苯丙胺(当地称为“sabu-sabu”)成为工人应对极端劳动条件和系统性边缘化的工具。从北苏门答腊的卡车司机到亚齐的失业青年,毒品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需求与帝国主义遗毒的残酷交汇。本文探讨了印尼毒品泛滥的结构性根源,强调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遗产如何将工人推向化学依赖,同时政府叙事掩盖了这些系统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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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一
6/22/20251 分钟阅读
卡车司机的生存挣扎
在北苏门答腊与亚齐省交界处,一条臭名昭著的公路穿过连绵不断的油棕种植园,卡车司机不仅面临物理危险,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劫匪在这条偏僻的公路上出没,袭击运输卡车,偷窃贵重货物,损失直接从司机的微薄工资中扣除。为了躲避威胁并满足全球物流链和电商巨头(如Shopee和Tokopedia)设定的严格交货期限,司机们常常组成车队以确保安全。在等待期间,许多人吸食甲基苯丙胺以保持清醒和活力。
甲基苯丙胺带来的亢奋、能量和无敌感使司机能够连续工作数小时而无需休息。国家禁毒局(BNN)报告称,运输和仓储行业10%的工人过去一年使用过毒品,但与司机的交谈表明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依赖“sabu-sabu”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在一个优先考虑利润而非人类福祉的体系中求生的手段。资本主义企业剥削工人的身体,迫使他们依赖化学辅助来满足非人道的需求,而瘾病和健康恶化的风险完全由工人独自承担。


图1:一辆运输棕榈果的卡车停在路边等待其他车辆汇合(作者拍摄)
毒品危机:资本主义“速度经济”的症状
印尼的毒品流行病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速度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被视为可消耗的盈利工具。即时交付系统的兴起加剧了劳动需求,尤其是对卡车司机、快递员和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要求。一名工人坦言:“我夜班时用[冰毒],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继续工作。”这种化学依赖反映了工人身体的商品化,甲基苯丙胺成为维持现代劳动无情节奏的“生产力助推器”。工人被推向身体和心理的极限,一旦健康崩溃,便被抛弃,陷入贫困和绝望。
经济结构激励了这种循环。资本通过压榨剩余价值,将工人的每一分生产力榨取殆尽,却几乎不提供回报——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安全网。其结果是一个被困在疲惫和瘾病循环中的劳动力,甲基苯丙胺成为逃避资本主义剥削重压的暂时解脱。


图2:一个建筑工人展示了他所藏匿的冰毒(作者拍摄)
亚齐的绝望:帝国主义与经济边缘化
在亚齐省——本文实地研究的地点——毒品问题凸显了帝国主义遗毒和资本主义忽视的综合代价。2004年的 Boxing Day 海啸摧毁了该地区,引发了大量国际援助。然而,到2010年,大部分援助枯竭,留下了破败的基础设施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失业率。像Nyak这样的亚齐青年——一名前毒品走私者——感到被财富集中在爪哇岛的系统所抛弃。
Nyak的故事揭示了驱动毒品贸易的绝望。14岁时,他被招募从马来西亚走私甲基苯丙胺,每次出海可赚高达500万印尼盾(约320美元)的报酬——几乎是亚齐平均月薪的两倍。然而,毒贩常常只预付部分报酬,迫使他陷入债务和依赖的循环。亚齐靠近全球甲基苯丙胺生产中心缅甸,成为毒品通过马六甲海峡走私的主要入口。北岸的红树林和河口为小型渔船提供掩护,运送的毒品部分流向澳大利亚,部分在本地销售。
Nyak在开始使用他走私的毒品后,瘾病迅速失控,导致辍学并进入戒毒所。即使在康复中,他的前景依然黯淡:“我没读完高中,没有关系网,很难找到工作。”亚齐缺乏机会,这是帝国主义资源掠夺和资本主义忽视的遗产,迫使青年将毒品贸易视为为数不多的经济出路。


人的代价:工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毁
Nyak、Ibrahim和Saed的故事揭示了印尼毒品危机的阶级本质。Ibrahim是一名在班达亚齐-棉兰路线上工作的卡车司机,依靠“sabu-sabu”应对工作需求。他的导师不仅教他如何在繁忙的交通中穿梭,还教他如何制作水烟筒吸食冰毒。毒品不仅帮助他应对危险的道路和长时间工作,还为他在棉兰的社交生活提供动力,直到他感染性病后才寻求戒毒。现在,他担心重返卡车行业:“如果我回去,我知道我会再次吸毒。但开卡车是我唯一会的。”他的故事凸显了经济压力与文化期望的交织,特别是在一个将男性气质与经济成功挂钩的社会中,男性面临养家的巨大压力。
Saed,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电气工程师,因企业任人唯亲无法就业。起初的娱乐性吸毒逐渐变成独自依赖冰毒,甚至沉迷网络赌博以逃避“无价值感”。他表示:“我不想觉得自己是‘pemalas’(懒人)。”冰毒带给他虚假的目标感,但瘾病加深了他的财务和情感困境。这些案例表明,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工人身体,还通过异化摧毁其精神世界。
政府的伪善:责怪工人,宽恕资本
印尼政府推崇“黄金一代”愿景,旨在到2045年将年轻人口转变为“合格、能干、竞争力强”的劳动力。然而,这一叙事忽视了许多印尼青年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BNN的2023年全国毒品滥用调查估计全国有300万毒品使用者,将毒品使用视为对“国家竞争力”和“受损一代”的威胁。反毒运动将毒品危机归咎于个人行为,宣称毒品“摧毁国家精神”,却无视驱使工人依赖毒品的资本主义体系。
严厉的毒品法律不成比例地惩罚工人阶级使用者和小型毒贩,而与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相关的全球毒品网络却未受触及。这种伪善保护了资本主义利益,将经济体系的责任转嫁到弱势个体身上。政府的说辞为剥削提供了道德掩护,让工人独自承担为利润优先的体系所付出的代价。
无聊与排斥:速度经济的另一面
对于被“速度经济”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毒品使用往往源于无聊和无价值感。Saed的失业经历,尽管他受过教育,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裙带关系和萎缩的中产阶级等系统性障碍阻碍了许多印尼青年获得机会。政府推动“发达经济”地位,让那些跟不上步伐的人感到被抛弃,滋生失败感和异化。像Saed这样的人,通过毒品暂时缓解被排除在印尼经济承诺之外的心理负担。
前进之路:挑战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构
印尼的毒品危机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深层系统性失败的症状。建立在工人身体和精神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速度经济”,依赖帝国主义延续的历史不平等。像亚齐的戒毒中心这样的小型、资金不足的机构,通过集体劳动(如农场工作)为康复者提供一丝希望,但无法解决根本原因。中心负责人每周带患者到他的农场,培养集体工作的目标感,但系统性变革依然遥不可及。
要终结这一危机,印尼必须正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其帝国主义根基。只有通过反帝反殖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优先考虑工人尊严和福祉的社会主义经济,印尼才能将其人民从瘾病和绝望的循环中解放出来。反毒斗争的核心是对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非人化力量的斗争。


图3:一个废弃的鼻烟壶(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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