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绿色政治”难掩印尼资本主义掠夺本质，生态危机实为阶级压迫与新殖民剥削的必然恶果

资本的铁蹄：国家政策加速生态崩溃与人民苦难

印尼的生态危机与该国资产阶级政权推行的剥削性政策密不可分，甚至是其直接产物。尤其自佐科·维多多第二任期以来，并由其继任者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变本加厉地延续，国家发展方向被牢牢锁定在自然资源的野蛮开采、加速工业化以及无底线的招商引资上。臭名昭著的《创造就业综合法》、为矿业资本大开绿灯的《矿业法》修订案，以及对空间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Amdal）的系统性松绑，无一不是为了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将环境保护的微弱屏障彻底拆除。更为无耻的是，印尼政府通过修订2014年第101号政府条例，竟将火电厂（PLTU）产生的镍渣、粉煤灰和底灰（FABA）等剧毒固体废物从危险和有毒废物（B3）清单中移除，赤裸裸地为污染企业张目，将人民的健康与生命置于资本的屠刀之下。

印尼环境论坛（Walhi）的数据触目惊心：过去十年，印尼丧失了超过43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采矿业的疯狂扩张、大规模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园（如油棕）、以及诸如“食品庄园”（Food Estate）、镍下游产业化等打着“国家战略项目”旗号的掠夺性工程，是这场生态浩劫的主要推手。所谓的“食品庄园”项目，号称解决粮食安全，实则导致369万公顷土地被侵占和改造，其中包括157万公顷森林。这些以“发展”为名的政策，本质上是加速生态系统崩溃、加剧碳排放、并进一步深化社会不平等的犯罪行为。

污染的魔爪也伸向了印尼的每一个角落。燃煤电厂和镍冶炼厂排放的毒气笼罩天空，工业废水肆无忌惮地排入河流与海洋，严重毒化了人民的生存环境。Walhi指出，过去两年，镍矿开采和冶炼区的污染增加了70%至120%，导致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健康问题频发，并摧毁了无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

虚伪的“民主”：寡头统治下的环境灾难

印尼资产阶级国家的环境政策日益背离基本的预防原则和最起码的生态正义，这恰恰是其所谓“民主”实质性衰落的铁证。在印尼，所谓的“民主”早已沦为寡头资本操控下的选举闹剧，根本无法保障人民享有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基本权利。人民在环境相关决策中的参与权被无情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独断专行模式，将地方社区和原住民彻底边缘化。

土地冲突愈演愈烈，环保人士遭受迫害，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土地改革联盟（KPA）的数据显示，仅2023年，就有346个村庄受到土地冲突波及，冲突面积达63.8万公顷。到2024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110多万公顷，涉及349个村庄和超过6.7万户家庭。这些血淋淋的数字，是自然资源治理全面恶化、原住民和农民权利遭受系统性侵犯的直接反映。

“绿色政治”的迷梦：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主义死胡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改良主义者开始鼓吹所谓“绿色政治”，试图将其描绘成“替代发展模式”。他们引经据典，追溯其在西欧的起源，提及德国绿党等组织的“成就”，并搬出“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非暴力”、“可持续性”、“尊重多样性”等六项基本原则。

然而，这种源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绿色政治”，在印尼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或曰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其现实意义和可行性都值得高度怀疑。将环境恶化归因于“权力失衡和不公平生产关系”，却回避了这些“失衡”和“不公平”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帝国主义剥削，这种分析无疑是肤浅和避重就轻的。

所谓的“绿色政治”倡导“人与自然的互惠关系”，拒绝“市场经济对生活方方面面的主导”，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印尼，无异于缘木求鱼。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增殖，它必然要将一切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商品化、货币化。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任何关于“道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本地消费”、“可再生能源”、“有机农业”的呼吁，都只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安慰层面，无法对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构成实质性挑战。

诚然，一些“绿色政治”理论家也认识到环境破坏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物”，生态退化是“社会和经济不公的症状”。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如加强“社区组织”、创造“协商空间”、推动“协商民主”，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和垄断资本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印尼，环保运动者面临的是真枪实弹的镇压和法律的构陷，而非温文尔雅的“协商”。

印尼“绿色政治”的现实困境：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民众的漠视

纵使是其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认“绿色政治”在印尼的实施“仍然非常有限”。印尼绿党（PHI）成立十余年依然“发展停滞”，其他政党更是沉溺于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其背后是矿业、能源和农业领域商业精英的既得利益。

2024年的大选再次证明，环境问题在印尼资产阶级政治中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总统候选人的承诺停留在空洞的口号，缺乏任何具体的、可执行的行动步骤。这背后的原因昭然若揭：印尼的政治体系被一群与自然资源掠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党派和买办商人所把持。正如研究指出的，印尼国会中近半数议员是商人，且与政治王朝和商业寡头紧密勾结。指望这些人去推动真正触动其核心利益的“绿色政治”，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谓的“缺乏公众支持”也是一个伪命题。当广大农民、渔民、原住民和城市贫民在资本的压榨下为生计奔波，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时，抽象的“气候变化”议题自然难以成为他们最迫切的关切。这并非民众的“短视”，而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争取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抛弃改良幻想，投身阶级斗争，争取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

“反殖民警戒”认为，印尼日益深重的环境危机，绝非通过资产阶级框架内的“绿色政治”改良所能解决。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帝国主义的全球掠夺以及本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无耻附庸。

所谓的“绿色政治”，如果脱离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批判，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最终只会沦为一种麻痹人民、掩盖矛盾、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工具。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某些环境破坏，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系统崩溃的趋势，更无法解决由此产生的深刻社会矛盾。

真正的出路在于：

彻底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性本质，以及帝国主义势力通过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等对印尼等边缘国家进行的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

将环境保护斗争与工人阶级、农民、原住民等受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生态危机对底层人民的打击最为沉重，他们是反抗资本主义生态灾难的主力军。

支持和发展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革命性组织和运动，而不是寄希望于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改良。

倡导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消费，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印尼的青年一代，以及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不应被“绿色政治”的改良主义幻想所迷惑。你们的活力、勇气和想象力，应当投入到更深刻、更彻底的社会变革事业中去。正如佩特（Peet）和瓦茨（Watts）所言，环境斗争必须置于“对抗各种形式的内部殖民主义和破坏性资本主义”的更广泛的结构性解放框架之中。

“我们并非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要真正守护好这份“借贷”，靠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怜悯或改良，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斗争，彻底埋葬这个正在吞噬地球和人类未来的资本主义制度！

印度尼西亚，这个被资产阶级学者吹捧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广袤的热带雨林和漫长的海岸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系统性的、毁灭性的破坏。森林砍伐、工业污染、海岸侵蚀、自然灾害频发以及日益激化的土地冲突，共同构成了印尼人民，特别是底层劳动人民和原住民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将这一切归咎于“技术或部门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及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的印尼国家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