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枷锁：印尼农民的血泪控诉与不屈抗争

农民的血泪：殖民主义与国家机器的无耻合谋

当印尼的劳动农民被边缘化、被异化，最根本的是被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及其附属的生态系统时，一幅悲惨的画卷便在我们眼前展开。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在田间劳作、加工生产和分享劳动果实的过程中面临无尽的艰难困境，更是对其世代相传的传统知识体系的毁灭性打击。最终，他们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异客并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的奴隶，在故土上感受着无尽的疏离与压迫。

这种对农民生产资料的剥夺与异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高喊“粮食自给自足”的虚伪口号下，这种双重地掠夺反而愈演愈烈？

要揭开这一罪恶的面纱，我们必须审视印尼土地冲突的现实图景。土地改革联盟（KPA）的报告触目惊心地记录，仅在2022年，印尼就发生了212起土地冲突事件，冲突涉及面积高达104万公顷，波及459个地区，影响了346,402户家庭的生计。这些冲突遍布农业、沿海、矿业、军事设施以及种植园领域。这背后，是国家机器与跨国垄断资本的无耻勾结，它们为了资本的无限增殖，疯狂抢夺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源。这些冲突，是国家及其代理人——从内部的腐败官僚到外部的种植园、林业和农业领域的资本巨鳄——共同策划的结构性暴力和掠夺性政策的直接后果。

国家机器与跨国公司的狼狈为奸，通过土地征用、扩张和对生产性农业资源的榨取，以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施控制，这使得印尼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在持续不断的土地冲突中，农民在行使其对生产资料的自主权时，遭受着赤裸裸的压迫和歧视。这绝非印尼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所期望的“繁荣”！恰恰相反，这是对独立精神的无情背叛！

殖民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急先锋

印尼农民的苦难，其历史根源深植于殖民主义的罪恶土壤。殖民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诞生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在其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中，催生、鼓励并巩固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控制和资源掠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正是这一历史罪行的典型代表。它们的首要议程，便是最大限度地开采印尼群岛的生产资源和自然财富，将其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为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积累血腥的资本。

在殖民主义铁蹄踏入之前，印尼农民已身受封建制度的压迫。诺尔·法乌齐·拉赫曼同志在其著作《农民与统治者：农业政治历程的动力》中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下农民的悲惨境遇：土地并非农民私有，他们被迫为王室寡头劳作，辛勤劳动的果实被作为贡品无情掠夺，自身福祉毫无保障。荷兰殖民者的到来，更是将本土农民推向了更深的苦难深渊。殖民者通过实施一系列关于土地、农产品和农民田地管理的僵化规则和正式政策，如土地税、地租、强制种植制度（Cultuurstelsel）以及后来的殖民土地法（Agrarische Wet），系统性地剥削和压迫农民。

为何这些殖民制度会日益加剧农民的苦难？这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作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作为殖民主义带来的经济制度，其核心是“资本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以货币支付的雇佣关系以及以利润和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生产方式”。资本的积累、增值是其内在驱动力。当大量资本在殖民主义的旗帜下涌入，便启动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原始积累”过程：一方面，自然财富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中的资本；另一方面，独立的农民被转化为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农民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工具，而资本所有者则通过将土地及其产出投入全球市场攫取巨额利润。这种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殖民主义的暴力，被强加于印尼社会。

荷兰殖民土地法的压迫本质

这片土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后，由英国殖民者进行了短暂统治，随后便由荷兰王国直接接管。1830年至1870年间实施的强制耕种制度，迫使农民种植非本土的经济作物（如咖啡、甘蔗）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清理”——实则是对农民土地的野蛮剥夺。这种直接的、暴力的压迫引发了农民的反抗。为应对反抗，荷兰殖民者在1870年出台了《土地法》（Agrarische Wet），企图以法律形式将掠夺合法化。该法案的核心在于保障外国殖民者和公司在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特许经营权，进一步将农民变为自家土地上的劳工，在胁迫与酷刑下交出劳动果实。殖民政府还通过公民的阶级划分制度，将农民置于社会最底层，巩固其剥削统治。

面对这种基于经济和政治控制的阶级压迫，唯一的出路便是阶级斗争。印尼农民从未停止斗争，从万丹农民起义、契马雷梅事件到萨雷卡特伊斯兰运动，无数反抗殖民统治的烽火在印尼大地上燃烧。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取代荷兰，对印尼农民的压迫并未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要求印尼农民服务于其战争机器，或将农民强征入伍或使其作为战争物资的生产者。

独立曙光下的短暂希望及其破灭

长期的殖民压迫点燃了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火焰。1945年印尼宣告独立，为摆脱殖民枷锁、实现土地正义带来了希望。独立初期的苏加诺-哈达政府，确实进行了一些努力，试图改革殖民地农业法律体系，例如支持农民占领废弃的种植园、将外国公司资产国有化、消除私有土地垄断等。其高潮便是1960年由印尼共主导的《基本土地法规》（UUPA）的诞生。UUPA旨在奠定国家土地法的基础，以期为农民带来繁荣、幸福和正义，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它强调国家控制土地资源并为人民最大福祉进行分配和使用，确认土地改革的原则。UUPA的颁布，一度废除了殖民时期的土地法规，恢复了习惯法社区的尊严，确立了农民在农业部门的主体地位，并激发了广泛的社会运动。

然而，正当UUPA开始为印尼的土地正义带来一线曙光之际，1965年的政治风暴——在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的反共政变和血腥屠杀——彻底逆转了这一进程。苏哈托军事独裁政权（“新秩序”）的上台，不仅埋葬了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生命，也彻底扼杀了土地正义的希望。

“新秩序”：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全面复辟

“新秩序”政权是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反攻倒算的产物。它通过大规模镇压、污名化和法外处决清除了左翼力量，为资本的全面复辟开辟了道路。该政权迅速废除了UUPA的核心精神，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外大资本家集团的政策，如“绿色革命”计划、大规模森林开发权（HPH）的发放、对原住民权利的破坏、工业林木种植园和农业工业计划的推广等。每一项政策都伴随着对农民土地的进一步掠夺和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导致了无数农业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手无寸铁的农民无一例外地败给了国家机器与资本的联合绞杀。

“新秩序”时期农业领域不平等模式的根源在于：第一，该政权为吸引外国垄断资本，大开国门，允许其在农业、种植园和林业领域进行掠夺性投资，导致土地和自然资源被过度控制和开采。第二，“新秩序”政府为获取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帝国主义工具）的贷款，将土地管理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进一步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新时期的挣扎：土地正义能否重现？

诺尔·法乌齐·拉赫曼同志的著作深刻揭示了从荷兰殖民到“新秩序”时期印尼农业政治经济的黑暗图景。然而，斗争并未结束。即使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政权更迭，但土地正义的缺失和农民的悲惨命运依旧是印尼社会无法愈合的伤口。例如，苏西洛时期的“加速印尼经济发展总体规划”（MP3EI）以及佐科威政府极力推行的所谓“商业便利化”（如综合创造就业法案），其本质都是为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不惜牺牲农民和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使印尼有重回“新秩序”甚至殖民时代的危险。

结论：打破枷锁，走向解放！

印尼农民的苦难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表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孪生兄弟，它们是造成农民被剥夺、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国家机器，无论是殖民政府、封建王朝，还是后来的所谓“独立”政府中的买办阶层，都扮演了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压迫劳动人民工具的这一不光彩的角色。

土地正义的实现，绝不可能依靠统治阶级的恩赐或改良主义的修补。唯一的道路，是印尼的工人阶级、农民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组织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印尼的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场斗争是全球反帝反殖反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农民的抗争，必将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汇合，最终砸碎一切旧世界的锁链！

下载《Petani & Penguasa: Dinamika Perjalanan Politik Agraria Indonesia》（农民与统治者：印尼农业政治历程的动态）